秦朝统一的利处，历史生已经讲了很多。如下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建立，开创皇帝制度 （我认为秦始皇开创了比封建王朝更新的帝国主义制度，其后的汉唐等朝代也是帝国时代而不是封建时代，秦的郡县制与欧洲教主-国王-领主-骑士-农民松散的封建制度不同，与苏联历史分法不同的是，这一点参考了欧美的历史分法）

　　2.设置三公九卿制辅佐皇帝

　　3.地方上全面废除分封制度，实行郡县制

　　4.制定《秦律》实行法制，以吏为师

　　5.统一文字

　　6.统一度量衡，货币

　　7.修筑驰道，长城，击退匈奴，收复河套地区

　　为了与满清统一有所区别，我补充几点：

　　8、其战匈奴，造长城，尚武力，统一文字和文化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保留成为可能。避免中华文明像其他各种古文明包括四大文明那样毫不留情的被灭亡、屠杀、和消失。

　　9、秦的统一，使中华民族一度在武力上强盛壮大。不但不被异族欺凌，而且打败匈奴，使其不能完成灭我之志。

　　10、秦始皇的统一没有对汉族及少数民族的平民进行屠杀。秦始皇的坑儒仅数百人，时间短，目地是为了汉民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民族统一。

　　11、其它的观点以后再补充。

汉族人:

      17楼删除的贴子我补上来。我认为把秦的统一与满清统一硬要拉在一起是不对的。必需分开来，所以17楼的贴子有必要补上来。的有不便处，大家可以到我的博客中去看。

　　希望此次秦朝统一的利弊仅限于交流。无论利还是弊都希望交流之后能够促进大家文化团结。秦的统一促进了我们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存在，秦的暴政也为后世的改良提供了借鉴。取长补短嘛。

　　无论秦始皇是暴是勇，秦的统一，是内部统一。应该与满清的侵略统一分开。

在秦朝统一利弊辩论中关于长城的辩论

汉族人：

秦皇善战，而为暴政成民怨。
长城雄伟，甘以白骨卫子孙。

福星小子：

宫阙万千都成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很说明问题

汉族人：

你的这句话是元代张养浩所说，他说的是元代的事，不宜用来证明秦代。

福星小子：

后世总结不适用于前朝?你比网易敏感字符还麻烦~

汉族人：

张养浩在元朝时说过兴亡百姓苦的话，你认为他就是去总结的秦朝的吗？

对于秦朝没有像满清那样对平民百姓屠城的辩论

福星小子：

（反方）秦始皇难道没对百姓下手？回复ID：汉族人的知识普及帖~

汉族人：

楼主先生说：“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用50余万人，还有其他数不尽的徭役，每年无偿强征不下300万人。

　　计算一下，40万+50万=90万。楼主的300万从何而来？《史记》没有记录，楼主没有考证吧。

　　秦皇有暴政，但不是屠城。劳役是管饭的。不是让人饿死，否则长城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质量？怎么能建得起来？你见过建筑公司靠一群没有力气的饥民来搞建筑的吗？

福星小子：

飞机起降次数难道就一定是飞机的架数吗？

汉族人：

飞机来回一次，一天就是二次。照此推理,是否，50万劳动力每天出去干一天活，一个月下来，就是征用1500万人了！

福星小子：

人次和出工次数怎么算？数学好的给他算算

福星小子：

如果是出工次数的话而且服劳役的算法我估计你要问赢政去了，但是历史上的数据其实无论夸张否，表述的只是事情本身的原委，如果真要是精确的话，我估计大家不要辩论了，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能说任何历史数字都是准确的，就算劳役人数只有10万，那就证明秦朝不残暴了？你说呢？汉族人~

汉族人：

       我一向认为秦始皇是暴政的。只是不同意对暴政的夸大。
　　而且他的暴政有其促进民族统一和历史发展的利处。比如造长城保全了汉文明。文字沿续了中华文明。

福星小子：

大汉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请汉族人明了下。，暴政没必要夸大是事实而已

汉族人：

大汉主义是什么?有这个政党吗？有这个定义吗？你可否解释一下。

福星小子：

大汉族主义代表人物蒋介石

汉族人：

他是三民主义

福星小子：

明后天旷课，哥们结婚帮忙去，期待你们更加激烈的战况

汉族人：

吃好、喝好，祝他们新婚快乐。如果能看到拜堂就更热闹了。

福星小子：

估计你想看洞房吧哈哈~其实我也想~呵呵

汉族人：

我想看到的是民族的婚礼文化。

    露梁海战　　　　　时间：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是十六世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参加战役的战船达到1300余艘。日本战船500余艘，日本大量战船被烧毁打沉，几乎全军覆没。日朝联军战船800艘。邓子龙帅明朝水师，李舜臣帅朝鲜水师及龟船，岛津义帅日本水师。中国明朝主力战舰福船三艘。日本最大的战舰仅有福船的五分之一。

　　1.战区自然地理
　　朝鲜西南海区的自然地理有两大特点：一是地形复杂，岛屿星罗棋布，水道纵横交错，便于水军依托岛岸，隐蔽机动地打击敌人；二是潮差大，平均可达10米，为远东地区所罕见。涨潮时，水势汹涌。退潮时，水位猛降，大片浅滩迅速露出水面。舰船如不迅速驶离，便有搁浅的危险。
　　2．双方水军兵力
　　
　　朝鲜水军兵力约4.8万多人(占朝鲜总兵力的1／4)，拥有船舶488艘，包括战船80艘(每船80人)，辅助战船192艘(每船30—60人)，勤务船26艘。在这些战船中，李舜臣创造的“龟船”很有特色。这是一种大型战船，上复盖板，板上有十字小槽，不是小槽的地方，遍插利刃及锥尖。前为龙头，龙口是铳穴；后为龟尾，尾下亦有铳穴。两舷各有6个铳穴，铳穴下有橹8—10支。龟船甲板坚固，机动灵活，攻击和防护能力均较好。日水军呈秀吉之曾说：“朝鲜人水战大异陆战，且战船大而行速，楼牌坚厚，铳丸俱不能入。我船遇之，尽被撞破。”可见朝鲜水师在李舜臣领导下，不仅武备精良，而且训练有素，是一支累败日军的海上劲旅。
     明朝水师数量不详，虽然已经没有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数目庞大，但是仍然保留福船之类的远射程大炮巨舰。以及大量的战船。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七月二十五日，丰臣秀吉增兵北犯。第二年，中朝联军大举反攻，连续奏捷，将日军压缩在朝鲜南部明朝用于朝鲜战场的兵力约10万人(占当时全国总兵力的1／8)，后来逐渐增加到14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
　　3．中朝联军水师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
　　丰臣秀吉死后，日军分三路从海上撤退。当时，中朝联军水师主力2.6万人，约有800艘战船，部署在古今岛一带海面，掌握了朝鲜半岛西南海域的制海权。
　　明朝水师提督陈磷最先获悉日军撤退的情报，决定在海上阻击日军，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1、明军由老将军副将邓子龙亲率近卫亲兵1000人乘三艘大福船为前锋，埋伏于露梁海北侧；

　　2、陈磷率大明水师主力埋伏在昆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正面阻击日军船队；

　　3、李舜臣的朝鲜水师埋伏在南海海面的观音浦，准备与大明水师夹击日军。

　　4、联军水师主力由古今岛向前推进，前出到左水营、猡老岛以东海面；

　　5、在左水营建立基地和联合作战指挥所；

　　6、以一部兵力占领猫岛(今韩国全罗南道顺天东南)，封锁光阳湾(顺天东南)，控制露梁津海峡(今韩国庆尚南道西南)，截断小西行长所率第三军之退路；

　　7、以一部兵力在露梁海峡及其以东海域巡逻，监视泗川、南海、固城各地日军之动向。
　　三、作战经过
　　驻朝鲜西部日军接到撤退命令后，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起开始撤退。驻顺天之第二军先撤，接着，驻泗川、南海、固城之日军，依次到巨济岛集结，候船回国。十一日晨，第二军部队登船待发。其先遣部队驶至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海面时，受到中朝联军水师的拦击，退路被截断。为了突破重围，第二军编组了一支冲锋船队，连日向联军水师发起攻击，均未能奏效，只得向驻泗川、南海之日军求援。
   但是，十一月十一早晨，第二军登船后甫一出海，便被陈嶙和李舜臣率领的联军水师拦截，多次冲击失败，小西行长派使至陈嶙大营，曰希望用1000首级换陈嶙网开一面，但陈嶙坚决不允，小西军只得回到驻地，并派人向驻扎在泗川的岛津义弘、驻扎在南海(约数十公里外的一处港湾)的对马守(对马岛的日本大名)求援。

　　陈嶙，明史上称其“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黩，复被劾褫官”。他原本是与刘 廷等人一起统帅陆军的，但是因为当年二月，其部队在路过山海关时发生了骚动事件，他被责问后调来指挥水军，手下的两位副将—陈蚕和邓子龙，也都是步军将领出身，所以，他们能将船队指挥得当，也是殊属不易的事情。此前一段时间，陈嶙部水师在朝鲜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巡弋，日军“及见嶙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侵朝日军与本土之间的联系，使得侵朝日军的后勤供应受到了影响。

　　在十一月十四日小西行长求和时，陈嶙曾放走了一只小船，船上有8名日军，李舜臣认为，这是小西行长派去求援的部下。至十一月十八日，李舜臣告诉陈嶙：“倭船出去已四日，援兵必将至矣。吾辈当往猫岛等处把截待之。”陈嶙对李舜臣非常敬重，深知李舜臣不会轻易作出重大判断，便与李舜臣共同在露梁津海峡一带设伏：明军的先锋老将邓子龙率军千人在露梁津海峡北侧埋伏，李舜臣则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嶙率联军主力部署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露梁津是光阳湾的出口，光阳湾实际上是一处深入半岛南端陆地的海湾，形状口小腹大，海湾纵深约20千米，出口宽度约为三四千米，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口袋。而中朝联军的设想，便是将日军援军诱入(或驱入)口袋，再封住袋口聚而歼之，邓子龙所部就是扎口袋的那根绳索。

　　正如李舜臣所料，那只小船的确是到岛津义弘处求援的。岛津义弘此前已经率第五军主力登船准备回国，只等涨潮后就出发，向巨济岛转进。接到小西行长的求援后，岛津于十八日夜率军趁夜色向露梁津开进，试图进入光阳湾，解救小西行长。航行途中，岛津船队遇上了宗义智的船队，宗义智有60艘船，两军加起来共有兵力约1万6千人左右，舰船近500艘，此外，陆地上，小西行长所部还有1万多人。而中朝联军一边，约有舰船800艘，兵力约2万。
十九日丑时(凌晨1~3点)，岛津义弘船队大部驶入露梁海峡，向光阳湾深处进发，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
此时，岛津义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了埋伏，第二个反应就是回撤，因此把守海峡出口的副将邓子龙所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明史记载，“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

　　邓子龙，丰城人，明史记载他“貌魁梧，骁捷绝伦”。他用自己不到千余人的兵力和少量船只(史书中仅提到有“三艘巨舰”，应当是福船之类的主力战船)，在战场的第一个瞬间—也是战场的关键点—挡住了岛津义弘的船队，居功至伟，战后，他被“赠都督佥事，世荫一子”，而且“庙祀朝鲜”。

　　在邓子龙部危急的时刻，陈嶙派陈蚕率军前去增援，把“袋口”彻底扎牢，岛津义弘在回撤无望的情况下，只能作困兽之斗，与明军决一死战。

　　此时，中朝水师主力亦已布阵完毕，开始冲击，李舜臣擂鼓首先率船冲击敌船队，陈嶙也随后率船冲入，并命令船只下碇，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攻击敌军船只，由于明朝战船船身高大坚固，既可以撞击敌舰，又可以居高临下投掷火砖、震天雷，日军受损甚烈，只能尽量躲避。为了吸引远避本船的日军，陈嶙命士兵伏在甲板上，以盾牌蔽体，日军远看以为陈嶙船上的士兵已被鸟铳和弓箭射杀殆尽，便开始围拢过来靠帮跳船，此时明军突然跃起，用长枪将攀爬船帮的日军捅下大海，然后使用前面提到的喷筒喷射日军船只，日船纷纷起火，士卒烧死和溺毙甚多。在朝鲜典籍 《李忠武公行述》 中，有如此记载，“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观音浦是一个更小更浅的海湾，日军进入这里，是想利用船只吃水浅的优势，与明军福船之类的大型船只脱离接触，但是，无形中也进入了兵法中所说的“绝地”。

　　福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两头翘。共有六号，海战用的福船，是指一号和二号。按曾在1560年取得数次大胜的抗倭名将戚继光云：“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吃水3.5米

按照此前戚继光给福船配备的武备，每门福船配备如下：

　　火器：包括大发火贡1门（或红夷炮一门），千斤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迅雷炮20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

　　弹药：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

　　冷兵器：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

　　而日军方面，最大的船也只有福船的五分之一大小，火器以鸟铳(即早期的滑膛枪)为主，缺乏远程火炮。

　　在这种对抗中，日军只能靠近程火炮和鸟铳来施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50米，在距离合适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这对联军船上人员的威胁还是较大的。也就是在天亮后，李舜臣胸部中弹，被左右扶入船舱(这一情节与英法特拉法加海战中英军统帅纳尔逊的遭遇极为相似)。他对身边的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其后牺牲。李莞按照指示，继续以李舜臣的名义发布命令，与明军一起，将日军余下的船队追入观音浦。虽然福船无法进入近岸浅水水域，但明军火器射程相当远，便在远处用佛郎机、虎蹲炮等火炮反复轰击日军。由于日本船只的坚固程度不足，3斤重的虎蹲炮弹，很容易穿透船板，受损后的日军战船很难再保证正常情况下的机动性和速度。此时又恰逢退潮，朝鲜水域潮差很大，到中午，余下的近200艘日舰都搁浅在了滩涂上，船上的日军只得弃船登陆，旋即被岸上以逸待劳且早就想与水军争功的中朝联军陆军所歼灭。岛津义弘率领近身的50余艘战船，拼死突围，逃回日本。

　　露梁一战，日军损失战船约450余艘，占其参战兵力的90%，阵亡人数超过一万，露梁津一带海域尽是日军船只留下的残骸，岛津义弘所率的第五军主力几乎完全被消灭，在海上激战的同时，小西行长趁己方压力减轻的机会，率领第二军的残余部队逃脱，但是，其精华部队已经消耗殆尽，能够回到日本的，也都是老弱病残之辈。这是日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仗。

      露梁海战，也是世界上参战战船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

　　尾声：

　　以当时明军的海战能力，强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和英国舰队以及昌盛一时的“海上马车夫”荷兰战舰。以至在明朝灭亡的南明后期，荷兰舰队与郑成功的明朝水师的残部作战，仍败于郑成功的水师。而且因为屠杀华人，郑成功欲征讨西班牙战舰控制下的菲律宾。因为疟疾病亡而作罢。由此也可见明朝水师保留的作战能力。

     <转贴>  关于满遗言论

　　东北满族在线的一篇置顶文章。
　　尼堪人(汉族)一向妄自尊大，却又无甚本事。尼堪民族喜欢吹嘘自己和掩盖自身的缺点，喜欢贬低别的民族，喜欢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无耻，并且无知。看看尼堪国的社会现状，就知道他们的心态，他们连最起码的对历史应有的正确评价的勇气都没有。这也难怪，他们并不光彩的发展史确实令他们感到自卑。

　　现在尼堪国十分落后，但是他们不从自身的错误来改正，却总是喋喋不休的说他们在清代以前是如何的“发达和先进”，并洋洋自得的自诩尼堪比满洲“文明与进步”。这种怪调最后发展为尼堪的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文明落后”的满洲族统治了“文明先进”的尼堪族。并说尼堪国的落后是因为清代造成的，因为在此之前，尼堪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但他们又难以自圆其说。既然明代当时的尼堪先进，满洲落后，那么应该是尼堪征服满洲才对，怎么会是满洲征服并统治尼堪了呢？在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先进强大的征服原始落后的（除非尼堪不是人类），何曾听说过原始落后的民族征服和统治过发达先进的民族？既然你们被我们征服并统治，就说明你们尼堪并不是文明和先进的。也许你们在几千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但自从五胡南下后，你们的文明就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落之路。到了明朝末年，尼堪的光辉已到了穷途末路。被你们尼堪称为“夷人”的满洲已经远远超过了你们，满洲已成为文明的和先进的民族，并且有很好的条件和物质基础来征服你们腐朽没落的尼堪国了。

　　至此，你们所谓的“先进”体现在何处？要么就是你们视为“先进”的东西都是些没用的，诸如“诗词歌赋”“书经理教”“纲常伦理”“男女尊卑”之类的废物，满纸的“仁义道德”，脑子里尽是害人的坏主意。与其说是“五千年古国悠久文明史”，不如坦白一些，承认这是“五千年大丑小丑跳梁史”。

　　时至今日，一些尼堪学者愤愤不平的抱怨“我们尼堪比满洲进步多了，明代时满洲尚在奴隶制社会呢”。其实，当时的满洲国的社会已经是超越了封建社会了，具体表现在“八旗制的社会”---军民一体，全民皆兵，整个社会形成一个结构严谨、有机有效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形态。这些不知要比尼堪明国落后的封建制度和阉党政治先进多少倍。

　　但尼堪人就是有这种“不认输”的劣性，明明被人家超过了，却不肯正视现实，满洲已成为先进的统治民族，尼堪人仍自认“文明正统”。直到现在，尼堪的一些学者们还在为尼堪当时的落后辩解，胡说什么“我们在明代时就是比满洲先进得多，虽然满洲在明末战胜了我们，但当时我们才是先进的”。这种论点听起来如同儿戏般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如同一个被壮士打垮的蠢夫，死猪一般趴在地上，事后却唠叨个不停“虽然我被他打败了，但还是我的功夫高、战术好、实力强，他不行”，这是尼堪民族典型的自慰方式。

　　尼堪人又借口说什么“满洲只是当时的武力比我们强大，因为我们当时是在内忧外患中才失败的”。废话，哪一国亡时不是内忧外患？不客观地分析历史，却总是强调无谓的原因，什么诸如“如果不是……那么就……所以……假如……”这些都是什么道理呢？历史没有“如果……就……”这类假设存在的基础。尼堪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不如满洲，所以失败以至亡国，这就是典型的优胜劣汰的法则。武力强大就代表一切，世界上哪一场战争、哪一国灭亡是被对手的一首唐诗宋词击败的？你们尼堪人武力弱，只能说明你们已经山穷水尽到了只剩下几篇古人的文章了。

　　尼堪人还会贬低满洲没有文化。这可能吗？没有文化，满洲靠什么可行的政治方案和统治策略去控制你们尼堪民族？用什么使你们尼堪民族在几百年中俯首称臣做顺民？凭的是我们满洲特有的文化及才智，而非你们所称的“清承明制”，你们尼堪明代亡国的法典明律早已落伍了。现在尼堪人又大讲清代的腐朽、满洲统治者的落后和尼堪人才的优秀，这倒奇怪了，如果满洲真的如此不如尼堪，恐怕大清国早已不会有统治整个尼堪民族近三百年的业绩了。如果大清国真的那么腐败无能，还能在尼堪人一次次聚众叛乱的情况下，一次次平定贼匪，维持江山一统？如果我们满洲真的那么不济事、而你们又真的那么优秀的话，我们大清江山不会超过三十年，就如同只会鼓吹惑众、而没一点真才实学的中华民国诸小丑的几朝短命江山了。

　　满洲民族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令尼堪几千年都望尘莫及的伟大成就，使尼堪人汗颜，因此他们将包括康乾盛世在内的大清帝国贬得一钱不值，说什么尼堪人民勇敢坚强、满清官员昏庸无能。这种比喻实在有趣得很，这样的满洲官员竟然能把你们全部尼堪人民统治几百年？面对如此无能的满清，你们智慧的尼堪人在干什么？为什么不能或者说无法推翻这个江山？……满洲如此无能，你们尼堪岂不更是无能中的无能之辈了吗？如果我们满洲毫无作为，那么我们满洲治理下的我们尼堪人的属性岂不是猪狗不如了吗？你们贬低我们满洲，这究竟是在骂我们满洲，还是在骂你们尼堪自己？如果我们满洲是低等民族，那么你们尼堪岂不成了低等民族中的低等民族了吗？

　　满洲的功绩不是你们尼堪人能诬蔑的，我们以几十万人征服你们上亿人，这种悬殊的比例，已是世界未有的千秋伟业了。虽然有一些尼堪人跟随从军，那也是我们用智慧来驱使他们，而真正的主角是我们满洲。这也正是说明了满洲比尼堪优秀的体现。还要告诫尼堪人，不要愚蠢而又自以为聪明的去诬蔑大清，大清统治了忝嵌倭四辏荡笄宀怀善鳎敲创笄逋持蜗碌哪忝悄峥懊褡逵指玫图弈艿搅耸裁吹夭剑?

　　尼堪筑长城、禁出海，自我封闭历史久矣。却推说是大清国闭关锁国，真是可怜的借口，底气不足。尼堪的专家们据说研究后发现“是清代的禁海使中国失去了向海洋发展的好机会”，可是为什么不说明，禁海是明代就一直行的。而且，凭你们当时的落后，连陆地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向海外发展”，去发展什么？找一个小岛吗？那样的话，永历帝就不用逃到缅甸去受辱了。你们当时的状况，若不是我大清满洲的恩赐，你们自己相信能平灭内部的分裂、并且扩张吞并周围广大的满洲、蒙古、回疆、西藏以及西南广大地区？现实的讲，凭你们当时四分五裂的状况，若不是我满洲出来收拾局面，你们尼堪民族的下场不会比印度、东南亚、非洲好到哪里去，说不定早被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瓜分了。

　　尼堪人还说是满洲的腐败使中国落后，这不过是尼堪人为掩饰自己的愚蠢而寻找的借口而已。难到现在中国落后，还有一百年前的原因？这么久的后遗症？要知道，一个发达的过程，二十年就可以完成。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和日本都是一片废墟焦土，二十年后不都是站起来了吗。同尼堪历史相似的一些小国，如新加坡、韩国及东南亚诸国，不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发达起来了吗。你们尼堪没有做到，就该反醒自己，而不是强词夺理的指点什么所谓的“历史原因”。

　　明末地震与四川汶川大地震相比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暴发大地震，其后数天之内发生4级以上的余震200多次。其中6级以上8次。死亡68977人，失踪17974人，受伤36万7千多人。受灾人数4554.7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514.74万人（注1）。地震倒蹋房屋以千万记，重灾区内，县城乡镇成为一片废墟。楼塌屋倒，血肉之躯废于乱石之下；山体崩溃，良田乡村埋于泥流之中；江湖阻滞，高原积水成祸又悬于灾民之上。国家政府惊闻此大灾大难，温a家a宝总理于5月12日傍晚亲自赶往灾区布置救灾工作。10万军民进驻灾区，防乱救灾。在现代化救灾设备下，死亡人口和受损物资得以很大限度的挽回。

　　在红白镇的大山里，有岳家山和马家山两座山峰，在山崩地裂的轰鸣中，居然合为一体，中间有一个自然村已经荡然无存，不见踪影。当时有一个逃生者，眼看着在浓烟弥漫中，两座山峰像两个臃肿且迟缓的老人，慢慢地靠近，拥抱在了一起。

　　我们来看明朝末期崇祯年间的地震。跟据《明史.五行.地震》。“崇祯九年十二月，镇江金鸡岭土山崩。后八年，秦州有二山，相距甚远，民居其间者数百万家。一日地震，两山合，居民并入其中。”

　　可见汶川大地震，两山相合，一个自然村被埋进去了；而崇祯九年的镇江地震，两山相合，百万人口被埋进去了。可见地震烈度之强。

　　崇祯年的地震特别多，“崇祯元年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三年九月戊戌，南京地震。四年六月乙丑，临洮、巩昌地震，坏庐舍，损民畜。五年四月丁酉，南京、四川地震。十月丁卯，山西地震。十一月甲寅，云南地震。六年正月丁巳，镇江地裂数丈。七月戊戌，陕西地震。八年冬，山西地震。九年三月戊辰，福建地震。七月丁未，清江城陷。十年正月丙午，南京地震。七月壬午，云南地震。十月乙卯，四川地震。十二月，陕西西安及海剌同时地震，数月不止。十一年九月壬戌，辽东地震。十二年二月癸巳，京师地震。十三年十一月戊子，南京地震。十四年三月戊寅，福建地震。四月丙寅，湖广地震。五月戊子，甘肃地震。六月丙午，福建地震。九月甲午，四川地震。十五年五月丙戌，两广地震。七月甲申，山西地震。十六年九月，凤阳地屡震。十一月丙申，山东地震。明年正月庚寅朔，凤阳地震。乙卯，南京地震。三月辛卯，广东地震。”

     被中国打败后，强大的匈奴和突厥分别去哪儿了？

      匈奴原本是称雄中亚和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国土面积巨大，实力强悍，与电视上的演员不同，他们是白种人。匈奴与中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战争之后，被汉王朝打败，一路往西败走，从此走上西迁之路。但是这路败兵残将造成了欧洲的大灾难，导致强大一时的罗马帝国的覆灭。
   匈奴人是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匈奴的骑兵擅长使用长矛和弓箭作战。为了逃离汉朝大兵的追杀，找到新的适合放牧的草原，匈奴人带着家眷和大量的马匹牲口开始了迁徙。虽然被中国打败，但是匈奴的残余军队对整个欧洲来说，仍然是可怕的力量。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他们以不可阻挡之势扫清了西迁路上的所有障碍。当地的民族为了躲避恐怖的敌人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掀起了一阵巨大的迁徙浪潮。这一连锁反应由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一直延伸到多瑙河和莱茵河流域，最终在公元476年淹没了西罗马帝国。
   匈奴人终于发现了所喜爱的土地，他们定居在匈牙利平原，在蒂萨河畔的塞格得城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匈奴人需要广阔的草原来放牧他们的马群和牲口，从这一片区域开始，匈奴人通过同盟或是征服的方式控制了由俄罗斯的乌拉尔山直到法国的莱茵河之间的区域。
　　匈奴人是马术精湛的骑手，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接受训练，一些历史学家相信正是匈奴人发明了马镫，增强了骑兵在持握长矛冲锋时的战斗力。匈奴骑兵的机动能力使敌人带来感到恐惧，他们每天要更换几匹战马以保持这一优势。匈奴人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们使用的复合弓，远远超过了西方的任何同类武器。站立在马镫上，他们能够向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发射弓箭。匈奴人的战术是令人惊异的闪电般的突袭，并因此而带来恐怖。他们是一支由轻骑兵所组成的军团，他们的行政体系需要一名伟大的领袖来统率整个部落。
　　在阿提拉的统治时期，匈奴的强盛达到了最高峰。史学家称他为“上帝之鞭”，他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强大的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打击。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今法国）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夏隆之战被停止了向西进军。然而后来他却攻向意大利，并于公元452年把当时西罗马帝国首都拉文纳攻陷，赶走了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使西罗马帝国名存实亡。
    由448年至450年，匈奴帝国在阿提拉的带领下，版图到了盛极的地步：东起自咸海，西至大西洋海岸；南起自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这广大区域的一带附属国，都有自己的国王和部落酋长，平日向阿提拉称臣纳贡，战时出兵参战。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迅速瓦解消失，使他在欧洲历史中更富传奇性。在西欧，他被视为残暴及抢夺的象征，但同时相对地亦有历史记载形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尤见于古北欧的萨迦文献记载中。
    公元432年，匈人各部落在鲁嘉（Ruga）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公元434年鲁嘉死后，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和布莱达（Bleda）便继承了他而统治著匈人。之后他们的势力快速扩展，并开始与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相讨归还几个在拜占庭帝国庇护下的叛教部族。于翌年，阿提拉和布来达于马古斯（Margus，现波扎雷瓦茨，塞尔维亚境内城市）会见了拜占庭帝国的代表团，在谈判后并达成一个十分成功的条约:拜占庭承诺归还叛教部族（这些部族曾经恊助拜占庭对抗汪达尔人），并把以往每年对匈人的350罗马镑（约114.5千克黄金）纳贡增加两倍，开放更多与市予匈人商人互市，并为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8个金币的赎金。在签署条约后，匈人为著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帝国，便在拜占庭的边强撤向内陆地区。而狄奥多西二世便藉此机会，建立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沿多瑙河建立防御工事，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
　　在接下来的五年，匈人未有再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进攻，而是转而向波斯帝国进攻。但是，当他们在亚美尼亚遭到波斯还击打败后，阿提拉和布莱达便放弃征服波斯。公元440年，匈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到拜占庭帝国，并屡次侵扰多瑙河北岸的商人市。阿提拉和布来达指责拜占庭人未履行他们的条约，更声称马古斯的主教亵渎了在多瑙河北岸的匈人皇家坟墓，要胁要再次进攻拜占庭。阿提拉率领匈人横渡了多瑙河，把伊利里亚地区（今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和色雷斯地区彻底摧毁，其中还包括了省会费米拉孔。匈人一直攻打到马古斯，在此当匈人正与拜占庭人相讨交出主教的条件时，该名主教出逃并放弃了此城。
　　狄奥多西二世在汪达尔人的领袖盖塞里克占领迦太基以及萨珊王朝皇帝伊斯特格德二世入侵亚美尼亚后，决定撤除多瑙河沿岸的防御工事，使得阿提拉和布莱达更容易进攻巴尔干半岛。公元441年，匈人铁骑先后攻陷了马古斯，费米拉孔（Viminacium），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及塞尔曼（Sirmium）等城市，直至翌年狄奥多西二世从北非调回他的军队，以及发行新金币支付军费，才暂时遏止了阿提拉的攻势。在此之后，他认为已有足够力量对抗阿提拉，便拒绝了匈人的要求。
　　在要求被拒后，阿提拉和布莱达于公元443年再沿多瑙河沿岸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侵占了军事重镇Ratiara，及围攻了Naissu（Nis，尼斯，今塞尔维亚境内城市）。在此两战中，匈人首次使用了攻城槌及攻城车等重形装备。然后匈人军队再度横扫巴尔干半岛，沿著Nishava河攻陷了谢尔迪卡（今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菲立普波里斯（今保加利亚城市普罗夫迪夫），留莱布尔尬兹（Arcadiopolis，今土耳其境内城市）等大城市，最后攻至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匈人虽然消灭了城外的罗马守军，但由于欠缺攻城器具，所以面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只能围困该城。
　　在长期围困后，狄奥多西二世投降，命皇室使节亚纳多留斯与阿提拉相议和平条约。最终狄奥多西二世与阿提拉达成协议，签订一条更严厉的条约:拜占庭同意赔偿6，000罗马镑（约1963千克黄金）作为早前毁约的惩罚，而每年纳贡增加三倍至2，100罗马镑（约687千克黄金），至于每个被俘虏的罗马人支付的赎金亦增至12个金币。这些条款虽然为拜占庭帝国带来更沉重的负担，但亦暂时满足了匈人的欲望，使他们再次撤向内陆地区。根据约尔丹尼斯（Nishava）及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记载，约于公元445年，即匈人撤向内陆地区后不久，布莱达便被阿提拉杀害。在杀害布来达后，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匈人的君主，并再度将矛头指向拜占庭帝国。
    一连串的人为和自然灾害在阿提拉率领匈人撤走便接连降临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Hippodrome）上的大暴动，于公元445年至447年发生的严重瘟疫和饥荒，还有差少许令君士坦丁堡的巨大城墙被彻底摧毁的大地震。于是在公元447年，巩固了自己作为匈人唯一领袖地位的阿提拉便伺机而入，由默西亚（Moesia）行省入侵。于Vit河沿岸，一个哥德骑兵指挥官Arnegisclus带领一支罗马军队进行抵抗但却被阿提拉打败。但罗马军队的损失仍不大，于是阿提拉便绕过了一些主要的军事重镇，横越巴尔干半岛直趋塞莫皮莱獈口（今希腊境内）。但当匈人军队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后，面对著迅速重建后的新城墙却显得束手无策。阿提拉于是提出恢复“和平”的条件：“拜占庭人需继续履行纳贡的责任，以及把多瑙河以南5日骑程内的防御工事全部撤除”。 此后协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约三年。
    公元450年，阿提拉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欧，并向西罗马帝国表示愿意与之结盟，共同对付图卢兹的强大西哥特王国。在此之前阿提拉与西罗马帝国，尤其与当时已成为大公的埃提乌斯（幼时被作为人质交换至匈人帝国，与阿提拉交情深厚）维持著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当时，匈人军队对巴斯克人和哥德人的节节胜利，使阿提拉在西欧已获得“大元帅”（magister militum）的称号。而汪达尔王成塞瑞克（Geiseric），在惧怕西哥特人的阴影下，对西欧其他各族的外交努力亦对提升阿提拉在西欧的影响力产生帮助。
　　但是在罗马，当时的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与他的姊姊霍诺利亚（Honoria），就阿提拉提出的建议却持相反意见。霍诺利亚为了逃避与一名宫廷官员的婚约，竟于当年春季主动向阿提拉求婚。阿提拉在考虑过后，接受了她的提议，但却同时提出要以帝国的一半管治权作为嫁妆。瓦伦丁尼安三世得知后，断言拒绝了提议并以“提婚不合法”为由回复了阿提拉，并在摄政太后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的建议下把霍诺利亚流放。但阿提拉却没有被说服，并派遣了使者到拉文纳要求进一步的解释，准备一旦无法获得满意的答覆便挥军攻打西罗马帝国。
　　同年，在东部拜占庭帝国，执政长达42年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因堕马而丧生，继承其位的马尔西安（Marcian） 停止了向匈人的纳贡，因为在经过长年累月被匈人和其他蛮族蹂躏后，作为支撑帝国经济命脉的巴尔干半岛已经无甚可剩了。同时间在阿提拉辖下统治的法兰克人王国，在国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爆发了争夺王位的冲突，长子及次子分别向阿提拉与埃提乌斯求援。著名历史学家J.B. Bury认为，阿提拉介入此举的最终目的，可能是为了把他的帝国跨越高卢扩展至大西洋海岸。
　　在派遣到拉文纳使者得不到答复，以及加上法兰克人的求援后，阿提拉决定集结一支庞大军队攻向高卢。他从阿兰人，萨克森人，东哥德人，勃艮第人，赫鲁利人等服从匈人统治的民族中抽调军队，加上自己领导的匈人骑兵，组成一支混合军队攻打西罗马帝国于高卢的领地。公元451年，当阿提拉率领大军抵达罗马帝国比利时行省时，根据约尔丹尼斯的记载已达50万（虽然含有夸大成份）。于4月7日他攻陷了门次城（Metz） ，同时间罗马主将埃提乌斯正于凯尔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中抽调军队。
　　当阿提拉进一步西进后，元老院议员阿维都斯（Avitus）便受命说服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使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盟，也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准备与匈人决战。这支军队抢先在阿提拉之前赶到了奥尔良地区[2]，以阻止匈人军队继续前进。终于埃提乌斯于约现今法国的夏隆-香槟泉市（Chalons-en-Champagne）追上了阿提拉的军队，双方爆发了著名的夏隆之战。 惨烈的战役最后以罗马和西哥特联军胜利结束，但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在此战中战死，而埃提乌斯因为不能有效控制联军，而被逼将之解散。阿提拉在此战之后，离开了高卢并把目标指向意大利本土。
     
     在公元452年，当阿提拉重新向西罗马帝国要求对霍诺利亚的婚姻时，匈人的军队同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侵入了罗马帝国的核心—意大利本土。他的军队摧毁了许多城市，并且把意大利东北的军事重镇亚基利（Aquileia）彻底摧毁，使之永久地从地图上消失。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被吓怕，从拉文纳逃到旧都罗马，只剩下埃提乌斯留在北部死守，但所提供的支援却很少。最后匈人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停止了攻势，阿提拉并接见了由教皇利奥一世，元老院首席议员阿维努斯（Aviennus）及禁卫军统领特里杰久斯（Trigetius）等当时罗马帝国内身份最显赫的人所领导的议和使节团。在一轮相议后，阿提拉决定接受议和条款并撒走，但他也同时警告如果罗马帝国违反对霍诺利亚的婚约时，他会再次入侵罗马。
　　对于阿提拉突然撒走的原因，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可信的原因指出，阿提拉的军队当时可能受到军粮短缺或瘟疫困扰，或者被拜占庭帝国军队越过多瑙河侵扰后方所逼。而根据普利斯库斯的记载，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阿提拉害怕会重蹈公元410年，西哥特王亚拉里克一世入侵罗马城后不久暴毙的覆辙。这个由预言家阿基坦所发出的预言，经过画家拉斐尔的画笔与阿加第的凿子美化后，在右图形成了一幅由圣彼得和圣保罗保护著教皇，警告蛮族不得入侵“永恒之城”罗马的画像。
　　无论如何，阿提拉率领著匈人军队离开了意大利，越过多瑙河回到了自己的皇宫。同时他亦筹划著再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庭皇帝马尔西安恢复中断了3年的纳贡。就于此时，他却在公元453年初突然逝世。对此，最常见的解释出自普利斯库斯的著作，当中记载道阿提拉在他新婚迎娶一个哥德或勃艮第裔的少女伊笛可（Hildico）的婚宴后，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血液倒流引致窒息而死。这血管破裂可能是由于阿提拉饮酒过多而引起。一个曾经狂言“被我的马践踏过的地方，都不会再长出新草”的征服者，就是这样怪异和反高潮地逝去了。
　　他的侍从和战士在发现他的死讯后，以剪下自己一撮头发，和以剑在脸上刺伤口来哀悼他。约尔丹尼斯也这样地记载当时的情况:“最伟大的战士是不应以女性的哀号和泪水，而是以战士的鲜血来哀悼的”。在葬礼上，匈人骑士们排著队形，围绕著存放阿提拉遗体的大型丝绸天幕转圈，向这位他们最伟大的领袖唱著丧歌。仪式完结后，匈人们便依照传统，在阿提拉下葬的坟前饮酒作乐。 他的遗体分别被放在三个由金，银，铁所制成的棺木中，连同战利品，和那些负责发挖坟墓后被杀的俘虏一起埋葬。 在他死后，他的故事被演化作不同的传奇。在《尼伯龙根之歌》（德国中世纪长篇史诗）中的Etzel和《佛尔颂萨迦》（冰岛史诗）中Atli都是由阿提拉的生平所演化的人物。
     阿提拉死后，匈奴开始衰弱，最后各民族报复战争中强悍的匈奴成为了一个弱小的民族。据称现在匈奴的后代主要居住在匈牙利和西班牙。

    匈奴走后数百年，另一支游牧民族突厥从中亚迁到中国的蒙古草原，并引成了另一个强大的威胁中原的国家。突厥与唐朝打了多年战争，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
    东突厥汗国立国于552年，强盛时疆域囊括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之间的整个蒙古高原及附近地区，630年被中国唐朝所灭。后于7世纪后期再次兴起，最终于745年为回纥所灭。
    西突厥射匮可汗广开疆土，东起金山西到西海诸国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汗庭建在龟兹北面的三弥山。弟统叶护可汗把汗庭迁到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北面的千泉，派吐屯驻西域各国 ，收敛征赋。657年，唐朝派苏定方等征讨西域，俘获贺鲁，西突厥灭亡。
    西突厥灭亡之后，其中有一个卡伊部落，一直逃到中亚地区生存下来。13世纪初，蒙古人大举入侵中亚，卡伊部落首领埃尔图格鲁尔率部400多帐被迫西迁，进入安纳托利亚，信奉伊斯兰教(一说在中亚时已信伊斯兰教)。归顺塞尔柱突厥人的罗姆素丹国，受封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卡拉贾达地区，并委以守卫边境重任。埃尔图格鲁尔从毗邻拜占庭手中夺取瑟于特、多马尼奇等地，这成为奥斯曼国家的发祥地。
    突厥其后在中亚西征东战，与各强国战争不断，行成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极盛时势力达欧亚非三大洲，领有南欧、中东及北非之大部，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苏丹。自灭亡东罗马帝国后，定都君士坦丁堡，且以罗马帝国继承人自居。
    突厥卡伊部落首领埃尔图格鲁尔从毗邻拜占庭手中夺取瑟于特、多马尼奇等地，这成为奥斯曼国家的发祥地。1281年，奥斯曼一世('Uthman I，1258～1324)继其父担任部落首领后，继续兼并拜占庭领土卡拉贾希萨尔、比莱吉克、亚尔希萨尔等地，定都耶尼谢希尔。1289年罗姆素丹国被迫承认他夺取的领土为其封地。1299年，奥斯曼趁罗姆素丹国分裂，正式宣布独立，称号“加齐”，奠定了奥斯曼国家的雏形，故名。1324年，奥斯曼之子奥尔汗(1324～1360)继位后，首先攻占布尔萨，并迁都于此，正式宣布使用“素丹”称号，立伊斯兰教为国教，实行伊斯兰教法，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他继续向外扩张，先后又攻占尼西亚、尼科美底亚、斯库塔里、安卡拉等地，其势力达于马尔马拉海南岸地区及加利波里半岛。他开始建立常备军队，组建近卫军团(即童子军团)，确立国家行政组织，中央设立迪万(即国务会议)，任命维齐尔(即大臣)，向各地派遣贝伊(即行政军事长官)和卡迪(即教法官)，铸造统一钱币，成为奥斯曼国家的真正缔造者。1360年素丹穆拉德一世(1360严1389在位)继位后，向东南欧扩张取得决定性的进展。1362年，采取大规模军事进攻，占领埃迪尔内，并以此为都。接着又征服西色雷斯、马其顿、索菲亚、萨罗尼和整个希腊北部，迫使保加利亚和塞维利亚统治者称臣纳贡。1389年在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联军。素丹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在位)征服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初步统一安纳托利亚突厥塞尔柱各埃米尔公国。1394年，迫使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扶植下的哈里发穆泰瓦基勒赐封他为“罗姆素丹”。1402年，帖木儿率军侵入小亚细亚，奥斯曼军队战败，巴耶济德一世被俘后身亡，其后代陷入内争。素丹穆罕默德一世(1403，，1421在位)结束分裂局面，收复帖木儿征战时丧失的领土。1444年，穆拉德二世(1421～1451在位)对欧洲基督教王国作战，再次征服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确立了在欧、亚所辖地区的统治。
    奥斯曼一世之子奥尔汗统治期间，即十四世纪初中期，建立了常备军，并且吞并了罗姆苏丹国之大部分地区。于一三三一年，其打伤了东罗马帝国皇帝，并攻占了尼西亚城；一三三七年，夺取尼科美底亚，将东罗马帝国之势力逐出小亚细亚。奥尔汗改称“总督”。一三四九年，奥尔汗以二万骑兵打败了塞尔维亚，占领亚得里亚堡，并迁都于此，改名“埃迪尔内”。
　　奥尔汗之子穆拉德一世更自号“苏丹”，并于一三八九年取得科索沃战役之胜利，打败了巴尔干诸国联军，征服塞尔维亚。再于一三九三年征服保加利亚。一三九六年，罗马教皇授权匈牙利国王率领多国部队与之决战，结果联军大败，欧洲诸国震惊。至十四世纪末，其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大部及小亚细亚。
　　十五世纪初，其曾一度衰落。至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国力恢复。一四五三年，其帝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君士坦丁堡，钜战五十三天，终于五月二十九日攻克，并迁都于此，东罗马帝国灭亡。
　　攻灭东罗马後，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先于一四六三年征服波斯尼亚；再于一四七八年征服克里米亚汗国；翌年征服阿尔巴尼亚；一五一四年向东打败伊朗。一五一七年更向南征讨，灭亡埃及马穆鲁克王朝。随後麦加、麦地那亦相继被占领，苏丹因而自称为“两个圣城之仆人”，成为穆斯林世界之首脑哈里发。
　　苏莱曼一世在位时，国力达到鼎盛，其被尊为“大帝”。一五二一年，占领贝尔格莱德；一五二九年围攻维也纳；一五五五年进占两河流域。至一五七四年，势力更达到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版图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南高加索、库尔德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及北非大部，形成地跨亚、非、欧三洲之大帝国。
　　由于其穷兵黩武，因而战事不断，打断了东西方之贸易，使得西欧往东方之交通不时受阻。而帝国向过境商人征高额税收，乃原产东方之香料、茶叶等商品价格昂贵之原因之一。然而，丰厚之商业利润使得西欧诸国寻找去东方新航路，免受其威胁，从而促生了地理大发现。
    １５７１年，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从此，奥斯曼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十七至十八世纪，其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迭遭失败，势力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迹，失地千里。至十九世纪初，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後独立；英、法、俄、奥相继争夺其领土。及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同盟国共同作战，最终战败，结果遭列强宰割。土耳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于一九一九年，今日之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一九二一年一月 ，大国民议会通过根本法，改国名为土耳其。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废苏丹制，奥斯曼帝国正式灭亡。翌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突厥的后人许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另外突厥人也分布在中亚的许多国家。 
   
   

Екатер：

满人入关应该说不等于日本侵华，而是比日本的危害更恶劣。跟日本打了8年，战后中国能一举成为世界大国，而满清入关后中国坠入深渊。

万历皇帝：【回复 29楼 Екатер 】:
既然你说到了普鲁士，那么好，我想请问一下，普鲁士的前身是什么，波兰登堡主要居民是什么族人？
对于巴伐利亚来说，难道就不可以统一普鲁士吗？

Екатер：

巴伐利亚当然也可以，没有问题，你问这个想说明什么？

万历皇帝：【回复 35楼 Екатер 】:

第一句话如果没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不见还是不清楚加一个问号的作用呢？
巴伐利亚这个是想说明清朝一样可以统一中国，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个你不会不同意吧。
另外不止问了一个巴伐利亚~~

Екатер：

可是巴伐利亚没有，也不可能对德国其它居民搞大屠杀吧？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服饰强加在他们头上吧？巴伐利亚对德国和你的满清对中国根本就不是等价关系。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说，可这样的类比真的很无聊。

万历皇帝：

你说的没错，屠杀与剃头是要批判的，这个谁在美化吗？
还有一点，即便你的父亲是个杀人犯，可是他还是你父亲~~

Екатер：

入关时的满清跟巴伐利亚没有可比性，真的要比德国的东西，只能比纳粹。纳粹政权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屠杀不过600万，其中杀害的德国犹太人远不到这个数字。现在你去对德国犹太人说说一下吧。把你所支持的上述理论中，“中国”“满清”分别用“德国”“纳粹”代替。

万历皇帝：【回复 47楼 Екатер 】:
请问满人入关的人口损失一共是多少你知道吗？
满人的入关和纳粹屠杀犹太人是没有可比性的，纳粹明摆着灭族，你看满人是来灭我们汉人的？
另外，仅仅凭借几句话你就能了解到我所支持的理论吗？哈哈，现代版天地会的反清异士都很不一般嘛~~

 Екатер：【回复44楼万历皇帝】:阎崇年难道还要如何美化？非要他公然宣称屠杀是正义的？他本身也似乎是在批评剃发易服，但要看在他的书中和讲坛上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绝大部分篇幅是在赞美所谓功绩，连中性的东西也要美化，仅对满清自身有利的要上升到有利全中国的高度，而对剃发易服和屠杀仅是一笔代过。这样做很狡猾，当别人问起，他就会说他也批评，这不，你也用了这一手。
　　还有一点，你用别人父亲做比喻很不礼貌。当然，这样的攻击对很多中国人很有效，当对方一问“如果你亲人如何如何你怎么做？”的时候就蔫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的亲生父亲做恶，我同样支持法律制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你这样的比喻在这里非常不恰当，我从来没认为满清跟我有亲属关系。

 Екатер【回复50楼万历皇帝】:纳粹是要灭族，可如果当时汉人只有几百万，你看满清灭不灭？
满清不灭汉人不是他善良，而是汉人的人口数量让他们无力全部杀尽，还有就是真的杀当异族，谁来供他们奴役？谁来供他们驱使？

 Екатер【回复50楼万历皇帝】:日尔曼民族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其它重要人物，大大推动世界进步，犹太民族虽然也强，但它具有寄生性，犹太商大发德国国难财。纳粹的屠杀有他们理论依据，中国其它各族有什么对不起满清的？这来真的比一下，有些统治者真的连纳粹都不如。
纳粹还支持过中国抗日，“满洲国”是什么东西我就不说了，反正连“汉奸”都够不上。

以下引自杜车别先生：

第一节、关于万历

　　一、关于“肆意挥霍”“大兴土木”的问题

　　阎崇年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明史?食货志》记载：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营建定陵用银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而万历初年，年国库收入才只有400万两，可见万历皇帝是肆意挥霍。”

　　“大兴土木。万历的时候，乾清宫和坤宁宫着火，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就是后来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着火，这就免不了要大兴土木，兴修宫殿。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首先应该承认一点，万历皇帝在消费挥霍上，确实在明朝所有皇帝里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作出违背事实的夸大，甚至可以胡乱编造一些数字。更不意味着在拿万历和其他朝代皇帝作比较的时候，可以双重标准。

　　我们还是先来看阎教授说万历肆意挥霍的时候，列举出来的具体数字。首先他说这些数字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的《食货一》到《食货六》没有一个是能找阎教授说的这些数字，可能是阎教授在辗转引用的过程中，弄错了出处，张冠李戴了。当然弄错了出处，并不意味着这些数字完全错误，应该说其中有几个是靠谱的，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根据的。但还有一些数字则和史料的记载完全对不上，当然也许阎教授另有所本，但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既没有提供可信的出处以供别人查对验证，也不能对这些数字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就是硬伤了。

　　他说的两个数字“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稍微了解一些明代财政常识的人都会怀疑。把这两个数字除以100，或许还有可信度。否则是匪夷所思的。

　　当然，难以置信并不是否定的理由。我们还是来看来史料相关记载究竟如何。关于皇子册封，指的只能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举行的册立皇太子以及同时的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一并加冠、分封的典礼。

　　关于这次皇子册封，究竟用了多少钱，在阎崇年教授所说的《明史?食货志》中是找不到记载的，当然更不可能找到用银1200万两的记载。估计阎崇年教授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个数字，而他自己又没有仔细查阅核对过，于是就想当然的认为这是《明史?食货志》的记载，因为食货志是专门记载财政方面的收入开支情况。由此可见他连《明史?食货志》本身都没有仔细看过，更不必说从其他资料中去查找核对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了！

　　这里，我可以帮一下他的忙，明史中确实有一处提到了这个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的数字，但出处不是在《明史?食货志》，而是在明史的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的王德完传里，明史原文如下“二十八年，起任工科。……已极陈国计匮乏，言：‘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因请减织造，止营建，亟完殿工，停买珠宝，慎重采办，大发内帑，语极切至。”[1]

　　也即这皇子册封用银1200万两的说法，是出自当时的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给皇帝的上疏中了，九百三十四加上二百七十余万不就是1200万还多吗？虽然阎崇年弄错了出处，但数字本身看来倒还是有所依据了。但是且慢，我还是来问两个问题，皇子册封是什么时候？而王德完的上疏又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前面已经提到了，是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呢？《明史》并没有明确记载上疏的时间，只是放在了“二十八年，起任工科”这一段话里。如果就凭此来断言是万历二十八年的上疏，那许多人未必信服。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具体的上疏时间的记载，还有最好能找到这个奏疏的全文。

　　关于奏疏的全文，我们可以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卷四百四十四中找倒，题目是《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2]，奏疏的时间可以在《明神宗实录》中找到，在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工部都给事中王德完以帑藏空疏陈节省六事”[3]

　　接下来，疑问就来了。万历二十八年八月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相隔一年还多，就算他是提前一年多做的预算，这预算多少，与最后实际花费如何，能等同么？能当成一回事情么？回答显然是不能！更何况这1200万的数字相对于明代财政收入来说本身就离谱到难以置信的地步。

　　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围绕着皇子册封（主要是册封皇长子为皇太子）文官集团和万历之间纠缠了很长时间的斗争这个背景，对这个1200万的数字是什么性质就很清楚了。当时万历不想立皇长子为太子，而文官则拼命催促他举行册封仪式。万历找出种种理由来推脱，到最后实在推脱不过去了，这才在册封仪式的花费上做文章，开出天文数字一样的巨大花费，然后借口钱不够，物资准备不够，来搪塞文官的催促，尽量拖延时间。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断章取义，从当时册封前文官的奏疏里找到一个数字，如获至宝，当成是册封的真实花费，那就非常可笑了。

　　皇子册封究竟花了多少钱，还是查阅《明神宗实录》的记载。在《明神宗实录》卷364第6789页到6790页有这么一段话“上以册立册封合用册宝冠服等项钱粮未完，著另改日期。大学士沈一贯以原本原票封还御前，因上揭力言其不可，……上意乃定。工部等言内官监银作等局传造大礼钱粮计数十余万，万分紧急，刻日告成，欲于兵部（）贮班军月粮银或太仆寺马价银挪借一十万。上命于太仆寺马价银暂借十五万。……按大礼钱粮金册金宝共用足色金十五两，八成金三千九百八十五两，七成金一千七百五十两，则户部办送其他不可胜载也。丙子，上以册宝未有金两，该监尚未铸造，且典礼隆重至期权宜或可用册文宝文行礼，造完补赐可否，命阁臣还查奏来。大学士言礼有宝有文，册宝虽重，尚是仪文，造完补赐有何不可。奉旨册宝办造迟误，权用册文宝文恭候”[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皇子册封典礼的花费是数十余万两银子，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与事实相差太远。

　　其实即便不去辛苦查阅《明神宗实录》，单纯就是从一些更普及的著作和史料记载的其他旁证也足够可以推断出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的错误。

　　比如《晚明史》上册第514页中说“神宗既然已经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便命太监估计出阁礼仪所需开支。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孙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阿附帝意，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帐单，总数不下数十万银子。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神宗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所需要经费问题，‘若如该部科言其过费，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

　　“神宗的长子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出阁讲学已经十三岁了，……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后册立太子，又次年成婚，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

　　如上面所说，如果出阁礼数十万银子，这已经是“瞠目结舌”，已经是“户部，户科以为开支过大，主张节省”，那真如阎教授说的“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那是不是要让人把眼球瞠到眶外去了？而且这个册封典礼，还是属于“一切典礼俱从减杀”，如果不“减杀”，那是不是要上亿两白银了？这其中的不合情理是一目了然的

　　再以万历最宠爱的儿子福王结婚花费为例，在《晚明史》第545页，樊树志教授说“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神宗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神宗的弟弟）的婚礼费用虽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据说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达十余万两银子，可见福王婚费三十万两，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段话也可以在《明史.列传第一百八》的赵世卿传中得到验证“先是，福王将婚，进部帑二十七万，帝犹以为少，数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谇语，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为辱国，疏闻于朝，帝置不问。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

　　可见，如福王婚礼费用达三十万两银子，对明代皇帝举办的典礼开销来说已经是很惊人了，正因为如此，这个数字，才在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史料记载里反复提出作为表明万历奢侈的证据。所谓“皇子册封等用银1200万两”惊人数字如果是事实的话，不可能在食货志里只字不提，即此判断，也可见这个数字的荒谬性。而这种荒谬的数字之所以被阎崇年教授当作事实来宣扬，主要还是他既不了解这个数字的具体出处，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时候被什么人提出的，代表什么意义，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仅仅是从别的地方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数字，就想当然的当成事实抄来，这自然就要犯错误了。

　　再来看“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阎崇年教授说《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但遗憾的是，《明史?食货志》中怎么都找不出这样的记载，我在其中看来看去找出的相关记载就是如下这么两条

　　“神宗初，内承运库太监崔敏请买金珠。张居正封还敏疏，事遂寝。久之，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钜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

　　“神宗立，停罢。既而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给事中包见捷力谏，不纳。至三十二年始停采。四十一年，以指挥倪英言，复开。”[5]

　　这里说的“费以钜万计”，究竟是多少万，不得而知。古人说的这种“亿万计”，“钜万计”的概数，如果当成上亿或者上千万来算，那如同看李白写的诗“白发三千丈”就以为头发真有三千丈长。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之前，对这种大而化之描写是只能当文学语言来看待的，否则仅凭想像任意猜测，那不是对待历史应有的严谨态度。后面的一条记载倒是有确切的数字了，“令岁办金珠宝石。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馀两”。这五千一百余两，应该是确实可信的，但这显然已经和阎崇年教授所说的“采办珠宝等用银2400万两”不是一个数量级别了，相差了4000倍左右，就算把这每年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也不过为20多万两而已，也许阎崇年教授的2400万两就是用这五千一百两乘以四十再乘了个一百上去（当然结果也还有出入），但这样得到结果似乎有些荒谬。

　　既然这也不是《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那是什么地方的记载呢？依旧是我帮一下他的忙吧。这个2400万的数字，出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的朱国祚传。原文是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6]

　　这里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所谓采办珠宝二千四百万，其实仍旧是指的为皇子册封典礼做的准备，其实和上面讨论的册封皇子的花费是同一个性质。

　　看过王德完的上疏《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节财六事》全文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这所谓的九百三十四万指的主要也是采办珠宝的费用。阎崇年之所以列了皇子册封1200万，又去列所谓采办珠宝2400万，是因为他这些数字本身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不知道原始出处，也不知道这些数字具体是什么背景下说，代表什么意义，所以光论数字本身就重复计算了

　　而这个为册封典礼准备而采办珠宝的数字之所以在王德完的嘴里是九百三十四万，在朱国祚嘴巴里成了二千四百万，不过是万历皇帝为了拖延皇子册封典礼，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狮子大开口，不能当真的。

　　朱国祚自己就说的很明白了“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

　　也就是万历根本不想举行皇子册封典礼，所以信口开河列出一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天文数字来，来实现拖延时间的目的，在奏疏里列举这些数字的文官们自己都不当真。遗憾的是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对史料断章取义，对这些数字的出处背景都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数字当做真实花费来对待，这是让人啼笑皆非的

　　再来说大兴土木吧，这个对事实当然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几个宫殿发生火灾了，万历花钱修理。可以商榷之处是阎崇年教授把这当作万历的六件恶行，也即所谓的“六做”之一。单纯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可商榷的，对皇帝高标准严要求，宫殿发生火灾将就一下，就让这些宫殿这么破着在那里，未尝不可。

　　真正可商榷之处是阎教授的双重标准。同样是在百家讲坛上讲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到康熙的时候，阎教授给总结了八大功绩，他的原话是“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这八点功绩中有一个，“第六，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

　　康熙，乾隆耗费无数民脂民膏修建这些园林，阎教授是给当成功绩来赞颂的，所谓“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但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修建这么多园林供清朝皇帝个人享乐，不是大兴土木？而万历修理一下遭受火灾的的宫殿就成了大兴土木？而且被义正词严的质问“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出”？

　　难道说清朝皇帝修建园林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倘若清朝皇帝修建园林是所谓推动园林艺术发展的伟大功绩，那么万历维修宫殿是否至少还有一个保护国家文物建筑的功绩？

　　其实，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的行为，本是个人的自由，我们无须干涉。但是，保持观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应该还是必要的，不能一会儿是这个标准，另一会儿又是另外的标准。不能在一个地方当成恶行来批判，在另一个地方，性质和程度更甚的行为被当成功绩来赞颂。否则，对一个象阎教授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否太随心所欲一些了呢？

　　这样的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也就难怪有一位叫禹兮禹兮的网友感叹说

　　“明朝皇帝学习骑射叫荒嬉无度，满清皇帝打猎那叫强身健体弓马娴熟武艺高超；明朝皇帝不管事叫昏庸无能，满清皇帝不管事叫神机妙算高瞻远瞩；明朝皇帝想出去玩玩需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借口恳求糊弄大臣还受尽唾骂指责，满清皇帝七下江南就大张旗鼓，没哪个奴才敢说半个不；明朝皇帝杀大臣叫心理变态基因缺陷，满清皇帝砍人脑袋似乎都是奴才罪该万死，屠杀平民也是轻描淡写不妨碍被称颂为仁君圣主；明朝正德跑出去跟蒙古人干架叫不务正业，满清康熙跑去打噶尔丹叫维护国家统一天纵神武；明朝万历三大征实打实全部获胜了还要被人骂打得难看；满清乾隆十全武功有数场败绩却还被人大吹特吹...”

　　这固然可以看成意气之论，偏激之辞，但认真体会一下，还是值得反思的。

　　二、乱封乱赠问题

　　阎崇年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说“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

　　我们先来做个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不知道阎教授的6.3％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些匪夷所思了。合理的推测是阎教授一时粗心弄错了分子分母，用51除以了810，才得出这个6.3％的结果。

　　再看他这段里开头第一句话就值得商榷！明代的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当然严格的说，阎崇年教授依旧沿用皇庄的说法不能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些学者（包括白寿彝在内）认为，从“皇庄”改为“官地”，这只是名称的改变，并不影响实质。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恰恰本身也是不严谨的，是站不住脚的。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按每亩三分征）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一般是五分）。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关于明代的所谓皇庄王庄性质的问题，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有比较具体的论述。现摘引如下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7]

　　结合这段话来看，严格的说从嘉靖以后，所谓的皇庄也即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就如黄仁宇所说“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

　　阎教授说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是没有深入了解明代土地制度，尤其没有阅读过黄仁宇对明代晚期的所谓皇庄土地性质的论述而导致的错误。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是不够严谨的做法，也是有些故意误导普通读者的嫌疑！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院”[8]。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一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说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当时万历指令湖广、山东、河南三省以田土4万顷作为福王庄田。……对于这些田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封建主义方式的控制，则福王必当封茅裂土，层层分割，由各级亲信掌握管理，……因为以私人而占有大量耕地及农民，必须有私人的武装和法庭，否则就不能有效的管理。这些权力通常也为自上而下的各个世代所继承。然而福王并未具有这样力量。……因此，对研究者来说，不能只看到一些明文的记载，而应该透过资料，彻底查清事实的真相。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请参阅《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9]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自己的地方利益都是极尽推脱搪塞之能事，所以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10]

　　潞王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四百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四百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四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11]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教授说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有尊重前人如黄仁宇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对比之下，倒是清朝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似乎更值得阎教授去声讨一下！

　　阎教授的观点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是他最后说的“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这个数字似乎也和明史学界的主流研究成果相差太远。但阎教授也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根据，我的推测是他可能直接把清朝初期的耕地拿过来，当然也许另有出处，这里不便妄自揣测。其实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的研究成果是，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6189万4800亩[12]，这点要归功于顾诚和他弟子的研究。这里不妨对他们的观点做一下适当的介绍摘引。

　　过去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同一时期内，明代官方文献所记载的耕地面积相差却很大。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国家耕地数是387万4746.73顷，而仅仅过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却是850万7623.68顷；再如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是422万8058.59顷，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却是835万7485顷；还有万历六年，《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耕地面积是701万3976.28顷，而《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161万8948顷。

　　可以看见，“洪武二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3万2876顷，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0万4972顷，而弘治十五年同一年间就出现了两种相差412万9427顷的全国田土数。那么为什么同是官方颁布的文献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且相差均为400余万顷呢？究竟哪一种数字才是真正的明代全国耕地数呢？”[13]

　　按照过去的看法，一些学者（包括黄仁宇在内）认为两种记载中少的一种是真实的耕地数目，而多的一种则是把包括可垦荒地也计算在内。比如关于明初的耕地数目，一些人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顾诚先生及其弟子等人的研究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明代除了常规的行政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就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是：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首先给予足够重视，并明确阐明自己观点的是顾诚先生。顾诚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明代的有关文献，得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结论”

　　“明代军事系统管辖下的田地，不仅有军丁屯种的土地，还包括有民籍土地。明初建立卫所之时，个别地方曾经把原住民户全部迁往附近州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区设立卫所之后，原地居民便归属卫所代管，而不再属行政系统的府州县管辖。……有些卫所由于带管的民籍人口很多，所以卫所的名称就相应地改为某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某军民千户所”[14]

　　“既然明代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疆土管理系统，那么明代耕地数的统计自然也是按两大系统分别上报的。即行政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户部，而军事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五军都督府。……山西的情况足以证明：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行政系统管理的土地数汇总于户部，而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数则汇总于五军都督府”[15]

　　“弄清了明代田土统计分属两大系统这一问题后，……明代官方史料中出现的较小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是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地数。那么较大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呢？毫无疑问是包括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真正的全国耕地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洪武晚期，全国耕地数已达到850余万顷，而经过200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了1161万余顷，这是明代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最高数字。由于明朝在洪武、万历两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田地清丈，因此这两个数字是可信的”

　　从耕地面积来看，明代不但高于以前的历朝历代，而且也高于清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正如万红所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全盛时则超过了1000万顷，因此可以肯定，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只是在册籍统计上才呈现上升的假象”[16]

　　阎教授一句话把明代当时的耕地扣掉了一半还多！！这样大手笔，似乎有些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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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史》卷235《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2]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王都谏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84页

　　[3]《明神宗实录》卷350，万历二十八年八月辛卯

　　[4]《明神宗实录》卷364

　　[5]《明史.志第五十八食货六》

　　[6]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7]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第138页

　　[8]同上，第396页

　　[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第107页

　　[10]同上，第81页

　　[11]《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

　　[12]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见《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95到309页

　　[13]同上，第296页

　　[14]《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02到303页

　　[15]同上，第303-304页

　　[16]同上，第308页

　    唐太宗李世民骑过的战马一共中了多少箭

　　唐太宗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后骑过的战马，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

　　拳毛騧：黄皮黑嘴，身布连环旋毛。平刘黑闼时所乘，身中九箭。李世民赞曰：“月精按辔，天马行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虎牢关大战逐个击破王世充、窦建德时所乘，臀中五箭。

　　白蹄乌：平薛仁臬时所乘，无箭伤。李世民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白里沁黄，平宋金刚时所乘，无箭伤。

　　青骓：平窦建德时所乘，四蹄腾空，身中五箭，其中前体一箭，后体四箭。

　　飒露紫：征洛都王世充时所乘，前胸中箭，丘行恭与李世民换骑，并为飒露紫拔箭。李世民赞曰：“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浮雕里附一人，仿丘行恭拔箭。

　　为纪念这六匹战马，李世民令工艺家阎立德和画家阎立本(阎立德之弟)，用浮雕描绘六匹战马列置于陵前。称作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1914年被打碎装箱盗运到美国，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组石刻分别表现了唐太宗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所乘战马的英姿。

　　阎崇年争议语录

　　1、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2、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3、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4、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5、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本文来源：新京报作者：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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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崇年被掌掴的理由

　　1、掌掴阎崇年是一种被屠杀的汉族后代的发泄方式,不能上纲上线。

　　2、掌掴阎崇年有它的文明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礼貌行为，但起码维持了社会正义。

　　3、掌掴阎崇年更多的是促进了汉民族凝聚力，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4、赞美阎崇年不是完美的作法，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

　　5、掌掴阎崇年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行动减少了旷日持久的理论反驳，形成行动上的反驳。

      漏洞百出的“明朝海禁”

     关于明朝的海禁，清朝的资料相比明朝的资料是很矛盾的。

     清朝实行臭名昭著的迁海令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偶尔翻翻清朝花100多年反复审核后编写的《明史》。《明史》卷205，《朱纨传》，说明朝也是“片板不许下海”的。但是这个说法无法解释明朝政府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明朝的海外贸易税收入”。

说到明朝海禁，往往会提到两段史料。《大明律》：“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绸绢、丝绵和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只井入官。于内十分为率_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把守之人通同挟带及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

这些好像是明朝黑暗的证据。

其次，不要说明朝了，就是现在每个国家也都实行海禁。你去美国买个侦察卫星试试，退一步讲，就算买个F22吧，行吗。你去走私一些毒品试试？韩国还规定不许农业产品的进口。

问刑条例:“......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袅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

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

   一些人断章取义，说到海禁，只说史料上文书字，不说下文的文字。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明朝真的“片板不许下海了。”

龙的传人（论坛）夜谈

　　上网多年以来，在新浪、搜狐、网易、地方网站。大大小小网站发了许多自以为可以有对国人有所益的贴子。其实呢？朋友说：对国人有益，对你自己又有什么益呢？杨朱学说中说：“拔一毫可利天下而不为。”拔自己一根毫毛能够大利天下的事情，都不必要去做。你又去做什么爱民族的出头鸟呢？第一次被封是在龙的传人论坛被封了。看看，你多年以来，自以为用以益人的贴子，你自己也出现了骂人的话。

　　我却以为他说的不全对。

　　也不全错。

　　这几天正好出差去南京。顺便去中山陵缅怀了一下孙中山先生。感叹孙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艰辛与伟绩。我想：倘若被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满遗，天天要骂孙中山的祖宗十八代，但是孙中山该怎么做呢？历史上孙中山没有进行过希特勒似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宽以待人，人道主义保全了满清皇族和满族的完好无损。他为了保持五族共和的民族团结的理想，没有回骂或者加害满遗。想想孙中山先生，高山仰止，骂人是不对的。但是话又说过来，我不是孙中山，我做的是我自己的人生。还历史真像，就是善待这个社会，善待我们自己。孔子说：人必自辱而人辱之。你不尊重你自己，别人怎么会尊重你。不尊重本民族历史真像的民族，世界上的各伟大民族怎么来尊重我们这个民族？回味曾经的“东亚病夫”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自鄙了一个世纪。曾几何时，中国曾是一个让其它国家羡慕的天朝之国。那也只是回味吗？但是回味中却参杂着许多被夸大的封建王朝腐败论。为什么不是1000年前的中国与1000年前的世界对比呢？为什么看不到那些王朝曾经做过的努力和获得丰厚成就呢？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人生做努力，那么有谁愿意只回忆自己历史中的错误之处呢？那是自虐。一个只回忆痛苦的人，会越来越倾向于绝望。振作的力量，在于对自己的肯定和对未来的期望之中。自己无法肯定自己，那么期望只能越缩越小。甚至不敢做期望。害怕做期望。自身的痛苦是用来避免下一次伤害的，不是为了沉缅于这种痛苦。人要善于忘掉不愉快的地方，去寻找过程中的真实一面，以利于自己长一智，人类的发展建立在探索和失败之中。有失败是因为他做过了探索。相对于不敢探索的人、敢于期望那就是一种积极的勇敢。相对于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做了探索有过失败，但有过伟大的成就、足以给后人做为探索的信心的资本。人在社会中，想发展，就要建立自信心，建立自信心那也是要有资本的。有多少的资本关系着多少的自信。这是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的关系。民族也是一样。那么让我们记住成就，以使这个民族充满信心的去敢于期望和创造未来。记住失败不是为了去夸张它的腐败，而是可以探求真实，以利于长一智。忘掉痛苦是建立信心的基础。

　　再从“人必自辱而人辱之”说起。第一个骂人的人也就不该逍遥规章之外。

　　有人说：有些话，白天不好谈。黑夜才好谈。喜欢夜的可以先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夜的清静，可以品茗赏月、雅赋作诗，哪怕是加夜班、玩网络游戏，以目的出于自爱自娱不是犯法苟且。另一种是诸如小偷、强盗也喜欢黑夜，他们可以乘着黑夜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黑夜里有什么话好谈呢？白天衣冠楚楚，晚上发表些满遗的伪观点、对反驳者则大骂其祖宗及污辱女性祖先为快乐之本的人，比如114马甲万历皇帝。现在恐怕也正在看我被封的笑话呢。网络是虚幻的东西，就像夜一样。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主持守城军务。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己和全城6万多人一起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伟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战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与老母一起避居在江阴城外的砂山脚下。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据说，在从砂山赴江阴途中，他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300多年以后，一个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觅觅，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他终于领悟到，自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况且当时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中国人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多少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起码也要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风流的人格气韵。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提着脑袋去冲杀。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词了。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一块小小的舞台。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茨特里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同时，多少天才都由于没有自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太蹩窄了，“螺丝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弹丸之地的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阎应元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觉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的雕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至相当狂妄。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口气中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的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两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志哀……

　　至此，我们也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赵翼在对阎应元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这就很难说了。(本文来源：百家讲坛)

　　阎应元

　　阎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崇祯辛巳年，赴任江阴典史。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乡耆何茂、邢觳、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人议请留发。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也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以上香为名，召集地方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刚才所差四兵，便为押人剃发之故。”众人道：“发可以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其后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同时严查城中奸细，宣布有能检举、抓获奸细的人，赏银五十两。处决了私通清朝的原县令方亨以及众多出卖情报、有投敌企图的奸细，有效的遏制了江阴内部的崩溃。

　　闰六月二十一，清贝勒、大将博洛命降将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想推荐赋闲在家的他代替自己领导守城，因遭到守备顾元泌坚决发对，而不了了之。七月五日的守城战斗中，元泌登城射敌，放出的箭每每射不到敌人就坠落在地，众人有所怀疑。其后，他又命令马矮子偷窃火药从城上投给敌人，众人便把顾元泌捉住，同往他住所搜查，果然找到一道清兵文书。于是处死了顾元泌及同犯四十人，从而断绝了清兵的内应。陈明遇原想请阎应元主持担负守城重任，如今顾元泌被诛，他旧事重提，众人一致赞同。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途经七里庙时，在墙壁上题诗，表达了自己誓死抗争的决心。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兵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齑纷，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兵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兵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兵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兵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兵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兵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他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是至亲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典吏陈明遇命令关闭县衙，举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八月二十二日，清兵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没有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

　　据《江阴城守后纪》所述：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次巡城，身边有一人执大刀跟随左右，颇有云长再生之感。清兵望见，以为天神。阎应元号令严肃，对苟且偷安、不守法纪的人，必然重加责罚，以警示众人，即使时乡绅、豪强也不例外。而当战士困苦时，他又会亲自熬药斟酒，温言慰劳；当有人遇难，他亲自购置棺木，哭奠而殓葬；接见敢死队的战士时，不称姓名而称兄弟。遇到重要的任务，必然询问众人：“我兄弟谁能完成此事？”有人当路大喊道：“我欲杀敌，苦无短刀。”阎应元马上解下身上所佩价值二三十金的短刀，为其带上。阎应元凡事以身作则，诚恳待人，所以士、民都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道是一个哲学范围里的代数。阴、阳也是代数，不过代表范围超过哲学和数学，在医学、阴阳学、地理学、风水学、辨论学（纵横学）都有用到这两个字的做代数。

     还有天、地也是代数。还有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也是代数，用在医学中较多。

     有些现代人没有读懂古籍，常常望文生义，以现代的字面意思去理解古代的代数。得出许多的可笑的结论，而且还以为古人愚昧无知。

wushi一个 ：

上龙传必谈满蒙,谈满蒙必罚其罪,可笑中华五千年历史就是为了开脱日本美国之敌意,激荡中国民族之矛盾,其心在何意?

　　谈史论今,以史为鉴.批评日本是为了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与田中奏折的事件发生!批评满蒙难道是为了防止金灭宋,元灭宋,清灭明的事件发生?

　　中国已经不是宋、明，满蒙更以荣入中华，批评蒙清徒增矛盾，削弱中国。民族矛盾往往有小变大，而中国又有这么的多少数民族，所以出了问题决不是巴斯克分离、南奥塞提问题那么简单，就以现在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崩溃的话会比苏联的崩溃更严重，至少二分之一的领土要被分裂，一百年内无法在染指中亚！

　　另外，清朝虽然是个少数民族政权，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力虽不高于明朝，但也不弱与明朝。明朝驱逐蒙元，只是恢复华汉正统，清朝征伐四方却也建立了大中国的概念。另外，清朝出初期外，对汉族也一直实行宽忍政策，虽然汉族不能为王，但从军机处到地方官员，无一没有汉族人的影子。

汉族人：

批评蒙清是否徒增矛盾，削弱中国?
请问中国的主体民族是什么？办事情是要看多数还是要看少数？12亿汉族人就是一条心吗？不是，满遗们正在歪曲史实、美化满清暴行，让汉族人内部矛盾增加。要削弱中国只有削弱汉族，如果汉族强大，其他民族团结在汉族周围，中国如何能够削弱？
批评蒙清是可以搞清楚历史，搞清楚历史了，还再需要批评吗？不需要了。民族矛盾也会解决。只有藏着隐着骗着，歪曲历史，才会激起广大的汉族人的不满，只要汉族人中有1/10的不满，就会发生翻天覆动的变化。
做任何事都要以主体为主，照顾副体。一个国家不会有两个主体，一山二虎就会像南斯拉夫，就会像格鲁吉亚。这才是分裂，这才是削弱。

汉族人：

假如满族里的满遗占到1%，反对和消减满遗言论，中国不会削弱。
但是满遗言论使中国汉族人的内部矛盾增加1%，那将是1200万人！足以乱国。

本贴争论于：中日为谁而战？——读史琐谈近代中日民族主义（兼谈谁在恶意激化满汉矛盾）

 2008-09-09 20:08:29

赞成蜂带刀的两个观点：（蜂带刀反驳康熙帝国）
1、“以楼主观点，俺们应该欢迎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来统治中国，然后再融合掉它们？”
“伟大融合”观点不过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钱买肉说酸菜好吃，与之类似的精神胜利法而已。难道汉族只配被统治的？这算不算“大家要做侵略者的顺民”观点？

2、中国自秦始就不再是“封建”。本人不同意苏联期间引进的封建分史法。秦代以后的中国是郡县制帝国制，与欧洲松散的教皇-大教主-国王-领主-骑士的封建制度要紧密和先进的多。

反对康熙帝国的如下观点：
1、国家的概念在近代在逐步完善。
国家的概念在近代逐步改变，而不是逐步完善。谁能证明古代没有完善的国家概念。谁能证明现代的国家概念才算完善。这里有明显的分界线吗？没有。所以这句话就像一个年青人在老人面前讲潇洒的概念一样。就像小姑娘与老奶奶比美一样。要知道，小姑娘也会老，老奶奶也年轻过。
2、同意康熙帝国如下观点：
对于满族的融合,我们报以接纳的态度,反对民族仇视。但是反对满遗歪曲历史，鼓吹民族仇视，赞美对汉族人的屠杀，赞美满清暴行，夸大明朝腐败，污蔑损害所有汉民族王朝的形像。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接纳满族并不是以允许满遗言论做为代价的，满遗言论会毒害中华文化，会让汉族人自暴自弃不思进取。
反对满遗言论，接纳满族人就要反对满遗言论。否则只会蕴酿冲突。